前言
春秋时期，由周公的保民观念，发展出重民的社会思潮。春秋时期的民虽然还是“民主”所“主”之民，不能说有什么民本主义，但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重民的社会思潮。
这主要体现在民神论与君民论上，民神论言神必及民，民先神后，成为民神并提的普遍现象，并涌现出史嚚的神依于人，晏子的神不敌民与季梁的民为神主的民重于神三说。
君民论是春秋时期政治讨论的热点，天立君以为民，君为民之父母，君主的政治成败取决于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构成君民论的主要内容。保民观念下的民只是“民主”所保的被动一面，没有丝毫地位可言，重民的社会思潮出现在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重民的社会思潮的主要表现为民神论与君民论，虽然春秋时期所说的民还是相对“民主”而言，但民神论与君民论都承认民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所保对象，并产生了民重于神、天立君以为民、君主的政治成败取决于民心的得失等崭新思想观念。
要准确评判春秋时期重民的社会思潮，必须对民有清楚的认识。在春秋时期，民是与“民主”相对而言的概念，要理解民的真实含义，首先必须搞清“民主”，“民主”一词出现在周初，在《尚书·多士》中，不仅讲到“天惟时求民主”，还谈到周“代夏作民主”，这里周公所说的“民主”是指受命于天的君王。
春秋所说“民主”，也保留了“民主”即君王的含义，如郭偃说:“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纵惑不疚，肆侈不违，流志而行，无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获追鉴。”这是以君王为民主。
但春秋时期的“民主”更多的是泛指统治阶层中的掌权者。锄麑说赵盾:“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这是以晋国执政赵盾为民主。郑伯享赵孟，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这是以子展有民主的品质。
穆叔说:“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这是批评赵孟没有民主的气质。子展说:“国卿，君之贰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这更是以卿大夫为民主。
楚公子围杀大司马蒍掩，申无宇批评说:“是祸国也，且司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体也，绝民之主。”这是以司马为民主。君臣各副其实，即为民主，而君臣都是统治阶层的人物。
从这些关于“民主”的论说中可见，春秋时期所说的民主指的是统治阶层大权在握的人，不是君王，就是执政的卿大夫。民主有一个本质特点，就是居于统治地位，对民具有主人的地位，起着主宰的作用。
合格的民主除了拥有政治地位外，还一定是具有德行的统治者，如晏子说:“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能用善人，就是从强调民主的德行资质。穆叔评说郑国伯有不敬鲁襄公:“伯有无戾于郑，郑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郑人不讨，必受其辜。”这是说合格的民主必须具备礼敬的品德。
民主必具德行，是春秋时期言民主的最重要规定。后来儒家将无德的当权者(即使是君主)斥责为斗筲、独夫民贼，与这一思想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作为与“民主”相对的民，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是相对君主为“民主”而言，当以君王为“民主”时，除君王之外的所有人都属于这一范畴，这里面的民也包含统治阶层的人物。
如原繁对郑厉公说:“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在代表社稷的君主面前的民，也包括统治阶层的人。这些能够拥立国君的民只可能是统治阶层的人。陈国芋尹盖对吴大宰嚭引先民有言曰:“无秽虐士。”其先民显然也是指统治阶层的人。
曹刿说:“夫礼，所以整民也。”根据孔子的“礼不下庶人”，这里的民应该也指统治阶层的人。宣王料民，由司商协民姓，有姓必然也是指统治阶层中的人物。中国自家天下以来，君主就是至高无上唯一的“主”，在这个“主”面前，即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也只能是民。
君子在称赞楚国能官人时，说到民无觎心，这里的民也显然是指统治阶层的人而言。《诗》云:“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所谓觎心，指觊觎之心，觊觎是指企图得到不应该获得的。
“民无觎心”的民就绝不可能是被统治阶层的民众，因为被统治阶层的民众不存在应不应该得到爵位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资格得到爵位，只有统治阶层的人才有获取爵位的资格。
但有资格，并不等于应该，应不应该的依据在于是否优秀。即使是统治阶层的人，能够获得王侯各级爵位职位的，也一定是优秀的人才，只有优秀的人才居于各级官员的位置，才是官员各得其位的周行。这是以民为统治阶层的又一例证。
虽然在君王面前，统治阶层的人也可以称之为民，但并不构成民的主体。民的主体是指社会中君主与统治阶层之外的被统治阶层，如子产问政，然明答以“视民如子”之民。
春秋时期关于民的术语中的下民、万民、兆民、息民、抚民、安民、使民、舍民、隐民、威民、剿民、整民、陵民等等，都是指被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民相对的“民主”，既有君王，也包括各级官僚，是整个统治阶层。
相对整个统治阶层而言的民，是狭义之民，这是中国文化所中民的最主要含义，也是中国社会历史中最真实的民。以整个统治阶层为“民主”，彰显了统治阶层对民的命运的主宰权，与之相对的民就只是处于被统治、服从的地位。
民与“民主”这种统治被统治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主仆关系，是民的本质的最好说明。这也是民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的最真实写照，所以，尽管孟子等人有所谓民贵君轻之类的说法，但绝没有改变“民主”与民的主仆地位的事实发生。
民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一直居于仆从的地位，一直是社会的底层，如韩愈《原道》所说“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民的这一处境与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改变，这是民最本质的规定。春秋时期的君子小人之说，也可证民是“民主”的仆从。郑国的裨谌说:“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
这是以贵贱论君子小人，统治阶层决不能说是贱，被统治阶层也决不能称为贵，这是以君子为统治阶层，小人为被统治阶层。而君子小人之别的根本在劳心与劳力的不同，刘子说:“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
知武子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曹刿说:“君子务治，小人务力。”公父文伯之母曰:“君子劳心，小人劳力。”所谓尽力的小人是指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故君子说:“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力农而事其上。”
孟子后来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据此而作的发挥。儒学出现后，君子小人的含义变为主要是以伦理为主的道德人格，但春秋时期的君子小人的这一含义依然被保留，这也是其后人们言君子小人的最重要内容。
这一君子小人之说，以小人只有“力农事其上”的义务，而无丝毫权力可言，也是民在古代的真实社会地位的写照，以及民的本质最好的说明。小人劳力，君子劳心，并不只是讲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而主要是指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贵贱等差之分。所以，以劳心劳力之分、贵贱之别的君子小人，主要是“民主”与民的关系。
尽管春秋时期的民只是“民主”之下的被统治阶层，其地位没有改变，但由于历史的进步，夏商王朝兴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出现的各诸侯国的灭绝兴衰，各国公室与卿大夫之间权力的消长，众多贵族的衰败消亡，都显示出民心向背所起的巨大作用。
结语
现实是最好的理论教员，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民在现实社会生活所展现出来的巨大力量，迫使“民主”不得不肯定民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了认可民的社会地位，对民的认识也真正开始了历史性的变化，由周公的“保民”转向了重民，而有重民社会思潮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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