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界上市公司研究院
商业文明、科技文明、生态文明的发展背后，离不开法律和制度，也离不开专业的服务机构和积极创新的服务模式。
诉讼资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中国民事诉讼领域具有创新性和优势的法律服务方式。简单解释来说，诉讼资助是指资助机构对诉讼或仲裁当事人提供办案所需的诉讼费、律师费等垫资服务及专业支持，而在案件胜诉或损失挽回后，按照约定获取部分收益的商业模式。
新模式背后是中国庞大市场的需求。据统计，截止年12月31日，中国A股上市公司涉诉案件金额高达近亿元。随着商业经营的复杂化，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体系的接轨和互动，诉讼纠纷也愈发向复杂化、跨地域等方面发展，为当事人寻求法律公正带来了更大难度，这将会释放大量诉讼资助的需求。
商机之外，诉讼资助模式重要的一个意义可能还在于，对于整个法律服务这个专业人群生态的激发与能力的连接，以及由此带来对商业文明、科技文明、生态文明的推动。如何理解这一新模式？它的价值点与优势何在？本期《实践》特邀具有20多年律师行业从业经验的法律服务老兵、法律科技创业者、资本市场投资人：律石资本董事长王杰，带我们一起深入了解。
王杰，律石诉讼资助创始人，资深律师、法律金融专业顾问，常年担任众多大型国有企业、跨国公司、国际投资机构、商业银行机构、投资基金等的顾问，对企业改制、上市、并购、投融资、不良资产、债务重组、破产重整、重大民商事纠纷等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
图为：律石资本董事长王杰
一、探索专业服务领域的创新模式
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案件统计结果显示，全国法院受理案件共有.万起，其中民商事案件达.万起，占比达63％。繁杂的案件数量和焦虑的情绪，让诉讼成为一件既有专业门槛，又劳心劳力劳财的事情。
金融界《实践》：关于律石资本成立的初衷，您能简单谈一谈吗？
王杰：在我二十多年做律师的职业生涯中，我发现很多客户由于对法律专业的不熟悉，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面对高昂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他们往往只有三个选择，其一是放弃诉讼，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其二是自己诉讼，但由于缺乏对证据、程序、法律的了解，导致结果并不理想；其三是寻求律师的帮助，但这也可能由于律师的专业化能力不匹配，致使当事人虽然花了钱但仍未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这将为当事人带来更大的损失。
因此，面对这种情况，我就在考虑，是否可以成立一家专业的第三方机构，通过聚合专业律师团队，提供给当事人对案件的专业判断，并提供相关诉讼费用，在案件胜诉或损失挽回后，按照约定获取部分收益。当然，这种灵活的法律服务收费模式植根于市场，是一种市场行为。若做成一种公益行为，一方面不能保证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也难以做到可持续发展。因此，按照约定获取部分收益是必须的。这也是我们做诉讼资助这件事的初衷。
金融界《实践》：从诉讼资助的发展历程看，这种新模式在国内还比较小众，能否介绍一下其在目前国外的发展情况？
王杰：从发展历程来看，由于英美法系国家禁止助讼和帮讼分利法则，诉讼资助在国外经历了从禁止到放松的发展过程。截至目前，诉讼资助在普通法系国家已有20多年的历史，其最早起源于澳大利亚，并在英国、美国快速发展。
具体来看，澳大利亚自年彻底认可诉讼资助制度后，除破产、仲裁等案件外，其诉讼资助案件得到了显著的增长，尤其以集体诉讼资助为代表。在英国，在年Arkinv.BorchardLinesLtd案中，法院首次明确诉讼资助应作为“接近正义（AccesstoJustice）”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予以鼓励。在美国，诉讼资助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并得以迅速发展。
年之后，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高昂的诉讼费用进一步释放了对诉讼资助的需求，使得诉讼资助的规模及案件数量都呈高速增长的趋势。也因此，使得市场涌现了如Juridica、IMFBentham、Burford、Vannin等几家专业从事诉讼资助业务的上市公司。其中IMFBentham目前市值4亿美元，Burford目前市值达到53亿美元，Vannin估值10亿英镑。
而从国内市场来看，目前，诉讼资助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未被充分开发，但并不影响重大民商事纠纷解决对诉讼资助的需求。据统计，截止年12月31日，中国A股上市公司涉诉案件金额高达近亿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商事业务活跃，未来更多案件也将进一步释放对诉讼资助需求。
金融界《实践》：诚如您所指出的，年之后诉讼融资在全球多个国家迅速兴起，这既是市场选择的客观结果，也是社会专业分工的必然趋势。那么在中国市场，发展诉讼融资这种业务有哪些现实意义？
王杰：诉讼融资采用的是“nofeenowin”模式，也就是资助者仅在案件胜诉、当事人取得裁决收益的时候，被资助方才有义务根据协议向资助者支付投资回报，这种方式使得诉讼过程中诉讼成本以及诉讼风险均由资助者承担，是一种典型的风险投资。
在中国当前全面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发展诉讼融资有许多意义。一方面，能够降低因诉讼费用高昂而形成的接近司法、接近正义的障碍。尽管中国目前在诉讼或仲裁过程中收取的程序性费用以及律师费等诉讼费用不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巨大，但仍然存在着因诉讼费用而形成的接近司法、接近正义的障碍。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更细，人员成本更高，专业服务的价格不断上涨。诉讼或仲裁过程中涉及的律师费用、专业评估、专家证言等均会产生高额的花费。通过诉讼融资能够尽可能减少这方面的资金压力；
第二，我国目前并无普遍的诉讼风险管理机制。很多商事争议案件未提起诉讼或仲裁的原因是厌恶诉讼风险，但最终只能由当事人承担损失和后果。而采用诉讼融资能够对诉讼风险管理进行主动干预，能够整合社会资金与资源，将当事人单次的诉讼风险向其他社会主体合理转嫁，形成一种实质的社会互助机制。
第三，诉讼融资是风险投资的一种，这有助丰富风险投资的品种和范围，有助于进一步付费金融市场的供给，丰富投资渠道和财富管理手段。从已经上市的几家诉讼融资投资机构公开的信息观察，其经营模式与一般风险投资公司并无实质差异，即资助机构的投资人是资产管理公司或者私募投资机构，其从合格投资者处募集资金，通过专业评估对选定的案件进行投资，案件结束后取得收益退出。
二、技术+连接延展法律人的价值边界
在技术和商业生态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法律人的职业困境显而易见。如何用好技术力量为法律人工作减压增值？如何在民商法不断复杂的的背景下，发挥出法律人的专业优势？这些问题，是王杰从20多年的行业实践经验出发，不断在思考的问题……
金融界《实践》：为什么说，律石资本首先的使命是更好的为法律人服务？
王杰：因为法律领域庞大而专业，尤其是涉及的行业很多，这就要求我们熟悉对应行业的运营规律、风控要点等方面。特别是涉及知识产权、房地产、金融，以及涉外事务等领域的复杂性将成倍增加，这就对相关法律人士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然而，大部分法律人士只专精于其中的一两个领域，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同时，随着市场环境的复杂化，客户需求的多元化，这就促使我们的服务需要更加专业化，而这首先需要我们对本行业的相关情况具有足够的了解，如行业内的专业律师资源、足够的诉讼资金垫付能力等，这样才能更好的服务客户。
金融界《实践》：我知道您旗下现在有“绿石科技”和“律石资本”这两个主要平台，分别代表了怎样的考虑？
王杰：我们最早成立的公司叫绿石北京网络科技公司（简称“绿石科技”），主要聚焦于法律互联网领域，在运营期间，我们研发了“绿石开门”、“在线法律”、“诉讼资助”等软件，这是一款手机法律援助在线咨询平台，聚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律师，为法律人士提供移动交流、办公及社区平台，为客户提供境内外法律服务。这部分基于法律专业基础数据的业务我们还将继续做。
更主要的精力还是围绕民商法的诉讼资助服务。当下，民商事领域内的诉讼、仲裁、执行、调解、破产重整和清算等业务量大且紧急而重要。随着这类业务的做大做强，我们今年在深圳前海成立了律石资本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律石资本”）。其中，“律石”的意思是法律的基石。为了维护法律权威，帮助当事人接近司法公正，我们将以诉讼资助的商业模式，维护受托人的合法权益，并为有需要的企业纾困。
金融界《实践》：结合业务模式来说，怎样激活和调动律师这个专业人群呢？
王杰：民商法来源于社会、来源于商业，直接给这些真正的市场参与者服务。这对于律师来说，参与到商业转型和变化中，帮助那些短期遇到困难和风险的企业，就是一件特别能激发大家、尤其是资深律师的事情。从律师来说，最关键的还是要懂业务、懂企业。我们当下的服务范围来看，已是国内最具价值的诉讼资助平台。目前我们的服务网络遍及全国主要一二三线城市，业务范围主要包括民商事诉讼、仲裁、执行、调解、破产重整和清算等综合化、复杂化的业务类型，尤其擅长为多重法律关系交叉、多元化、多学科的系列化案件抒困，并可提供本地化服务，有能力组织不同领域专业人士全方位深度介入、尽调论证推演，制定跨区域、跨专业、行业统筹的优化多元策略，协同工作，一揽子实质性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优势，也是能激发律师人群的核心要点。
三、以有效创新助力上市公司纾困
多重迭代的周期背景下，上市公司一旦面临法律诉讼则摊销成本巨大、牵一发而动全身。采用诉讼资助，有助于减少费用支出，更为上市公司进行法律风险管理提供了积极手段，对上市公司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金融界《实践》：您此前谈到了上市公司抒困。当前上市公司有关的法务事项为何越来越高发且难度越来越大？您有哪些建议？
王杰：伴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上市公司，在现阶段，也正处于战略转型的关键期，这使得上市公司面临的市场环境更加复杂。同时，部分上市公司为了快速的做大做强，在年、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并购重组，这就造成了其业务结构的复杂化，尤其是一些上市公司横向跨行业、跨区域的并购重组，更加大了后期整合的难度，以及业务的复杂度。外加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各大企业加快了国际化的步伐，使其面临更加复杂的商业环境，而这也随之加大了上市公司面临的涉外诉讼风险。
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我看来，一方面，需要上市公司管理层更加审慎的决策。不管是并购重组还是业务转型，都需要做好中长期规划，建立规范的内外部流程体系；另一方面，需要上市公司升级法务合规中心，加强外部有效资源合作，能合理分配成本和有效增强专业化应对能力。
金融界《实践》：诉讼资助在化解上市公司风险方面，能发挥什么价值，国内外有何案例？
王杰：诉讼资助在争议解决中，能够集中专业的法律资源，进行深度分析论证，制定诉讼策略，管理风控、流程，对案件涉及的诉讼费、律师费等提供资助服务，及时释放诉权、加速资金回笼。特别是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因财务公开披露的压力，面对庞大的诉讼成本，或可能出现为了安抚市场信心、维护市值，而放弃提起诉讼，无奈承受自身合法权益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诉讼资助就可以帮助上市公司垫付相关诉讼资金，平衡财务表现，前期无成本支出，后期实现业绩收益。如案件败诉，资助费用也将由诉讼资助承担，有效化解当事人潜在的诉讼成本损失。
我们曾通过提供顶级律师资源、诉讼垫资，成功协助创业公司应对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同时在诉讼中成功抗辩、提起反诉并赢得赔偿。而在企业债务重组业务中，律石诉讼资助也曾通过诉讼资助解决破产管理人费用等问题，在6个月后重整计划经各类债权人表决通过执行，企业也因此得以重生。
国外的案例如在美国HulkHogan诉媒体侵犯隐私权一案中，PeterThiel个人资助了万美元，最终法院判决媒体赔偿1.4亿美元赔偿，其中包括2,万美元惩罚性赔偿。
金融界《实践》：您刚才提到了知识产权案件是诉讼融资资助的主要类型之一。当前社会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知识产权的保护、打击侵权等方面的意识越来越强化。对此，诉讼资助能发挥哪些作用？
王杰：从国外经验看，知识产权案件由于技术专业型较强，涉及对专利价值的评估、大量的证据调查等等，往往案件非常复杂，需要专业的律师团队、技术团队以及损害赔偿团队，诉讼或仲裁费用较其他案件高。高昂的诉讼费用，令部分企业面对专利侵权除专业资助外往往无计可施。另一方面，成功的专利诉讼案件利益非常可观，使得诉讼资助具有投资价值。例如美国专利侵权的赔偿金额可以达到几千万到上亿美元。因此，国际市场上尤其是英美国家，几乎全部诉讼融资公司均资助知识产权案件，一些诉讼融资公司甚至专项只做知识产权诉讼融资业务。
但是我国当前的知识产权赔偿体系下尚不具备出资助知识产权案件的规模效应。主要原因是，在大量被侵权案件的知识产权案例中，低额的赔偿使得资助知识产权案件并不经济。我国涉及专利诉讼的维权成本平均每项为10万元。另据数据统计，年以前，全国法院专利侵权案件平均判赔额仅8万元。我国97％以上的专利、商标侵权和79％以上的著作权侵权案件平均赔偿额分别为8万元、7万元和1.5万元，低于企业同等专利授权费、培育商标知名度的广告费或同类作品平均稿酬。
随着国家鼓励创新、保护企业创新环境，政策法规开始重视提高知识产权侵权的赔偿额度。赔偿额大幅提高后，引入诉讼融资工具将意味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将充分发挥诉讼融资工具作用，营建鼓励创新、保护企业创新的法律环境。
金融界《实践》：越来越多企业走出去，这种背景下，企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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