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劳动是辛勤劳动的拓展和延伸，更是创造性劳动的基础与保障。中国古代十分注重劳动行为的“道德自律性”，并且十分鼓励和提倡诚实劳动。在古人看来，诚实劳动重在做实事，讲实效，不弄虚作假。
《孟子·公孙丑上》中有明确记载，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古人通过“揠苗助长”的典故教育子孙后代一定要诚实劳动，切勿投机取巧。
“知行合一”这一概念最早由明代儒学家王阳明提出，他强调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对一味地空谈说教，而是应该积极投身社会实践，这其中便包括“劳动实践”。其实早在这一概念提出之前中国人便已深入践行，在西周时期，每年春耕之时天子要率百官亲自下地劳作，以示对农业劳动的重视与关心。
在劳动教育实施路径方面，历朝历代均会设置“农稷官”为民众提供劳技知识指导，帮助他们将劳动理论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在劳动教育内容方面，《童蒙须知》一书中有“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对关于儿童衣着、礼貌、洒扫等各个方面要进行实际训练。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士族阶层中还一直提倡“以劳守义”的价值追求。如东晋著名文学家陶渊明便通过投身体力劳动得以保持人格独立，得以实现“义利”的相统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封建士族阶层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基层，他们天生存在着对于劳动人民的的同情与怜悯，并在其施政理念中得以体现。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华民族热爱劳动的精神得以发扬，尊重劳动的价值观得以传承。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存在片面抬高脑力劳动而鄙视体力劳动的错误倾向。
先秦诸子百家将体力劳动者视为“鄙陋卑贱之人”，更称呼其为“小人、贱民”等等。据《左传·襄公九年》记载，“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左传·成公十三年》亦称：“君子勤礼，小人尽力”。
从侧面来看，不直接从事劳动生产活动的“士族”阶层被排在了第一位，而广大底层劳动人民却被排在其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力劳动的卑贱与辛酸。“劳心优于劳力”的错误倾向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历史进程。
广大普通民众寄希望于通过“科举制度”成为精英阶层，成为精英阶层之后又普遍存在鄙视生产劳动的思想倾向，排斥技术发明创造，“官本位”思想开始甚嚣尘上，不良影响至今仍旧难以根除。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家学说便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尊崇的统治学说，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底，开始深深影响整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性格。儒家劳动教育思想是在吸纳先秦诸子百家精髓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道家学说和墨家学派对其影响尤为突出。
中国传统劳动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倡导创造性劳动，重视“工匠精神”的发扬与传承。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是一名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科学家，他不仅重视生产劳动，而且善于在生产劳动中发现科学原理，并据此做出大量发明创造。
中国古代拥有很多创造性的劳动发明成果，其中以“四大发明”最具代表性，它们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古人不仅重视劳动和劳动教育，更十分注重劳动技能的熟练掌握与提升，倡导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以至于将其上升到精神哲学层面。《庄子·养生主》中记载的“庖丁解牛”便是这一精神的集中体现。
在古人看来，劳动不应成为一种负担，不应得到人们的摒弃和厌恶，而应成为熟能生巧的智慧以及“心物合一”的终极追求。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卖油翁》以及明代魏学洢的《核舟记》无不体现古人追求极致、刻苦钻研的“工匠精神”。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古代又存在对于技艺和工匠的偏见与敌视。《庄子·天地》篇记载：“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道家极力反对劳动器械的发明与使用，并将其与人的品格生硬的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这种保守片面的劳动观，导致后世儒家知识分子对所谓“奇技淫巧”的敌视，也深刻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使得中国在近代开始迅速落后于西方工业国家。
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当中，劳动教育始终是与阶级斗争，生产力的进步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密不可分的。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劳动教育的定义、作用和实施方法做出了全新阐述。
鲜明地指出劳动教育在反抗资本主义斗争、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中西方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有着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体会与思考。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正式传入中国，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主义劳动教育思想对我国的影响十分巨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此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逐渐形成独具中国特色，适合我国国情的劳动教育思想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体会与思考。
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迅速席卷全球，以蒸汽机为主要动力的大机器生产开始代替手工工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主要的生产形式。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这是一件足以改变命运的大事，因为机器化大生产不仅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在极短的时间内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且可以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得以享受生活。
然而事与愿违，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不仅没有使无产阶级获得进一步解放，反而加重了他们的工作负担。资本家开始变本加厉的无限延长其工作时间以充分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工人阶级无法通过劳动获得生存所需的基本资料，而资产阶级的生活却极其奢靡腐化。“不劳动者恒得食，劳动者不得食”的怪现象充斥着整个西方世界，导致无产阶级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开始从无产者的劳动现状入手，通过揭示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异化现象出发，提倡通过科学的劳动教育进一步帮助无产阶级了解劳动的本质及内涵，培养其正确的劳动观和价值观，让其充分了解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并且学会用劳动的武器来反抗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统治。
虽然对于劳动教育这一概念马克思并未给出明确定义，但是其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当中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教育学的角度对劳动教育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概述。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而言，他的劳动教育思想主要针对两方面人群。首先上层资产阶级及其儿童的劳动教育，其次是中低阶层无产阶级及其儿童的劳动教育。
针对资产阶级及其儿童不愿或者基本不从事劳动的现状，马克思提出要将智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儿童正确的实践观和劳动观，要让其掌握劳动的基本技能，亲身体验中下层劳动人民的艰辛，进一步规范其人生观和价值观。针对无产阶级及其儿童来说，马克思认为劳动教育是帮助其保持阶级属性的重要法宝。
在《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马克思提出“以劳动实践来规定人的本质”这一核心论点。提倡从实践观出发来理解教育的本质，要从小培养儿童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帮助其树立无产阶级观念，让其明白“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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