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崇祯说“朕非亡国之君”？其实他才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天启七年（１３２７年）八月，明思宗朱由检根据其兄明熹宗朱由校的遗诏入继大统。面对朝政腐败、国库空虚、军事败坏、灾荒频发、内忧外患并生的危局，他锐意求治，表示在遵守祖制的前提之下，将针对现实的状况，对“吏治民艰”问题实行改革，以求实现“中兴”之治。
继位后，他一改明神宗、熹宗长期怠政的恶习，夜以继日地勤理政务，从不懈怠，也以明神宗的穷奢极欲为戒，崇尚俭朴，积极支持引进西方的天文历法和火炮技术，一举铲除魏忠贤阉党集团，显露出些许中兴的曙光，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然而，在追求明朝中兴的过程中，他却日渐陷入心劳力绌的困境，不仅“吏治民艰，将求宜于通变”的诺言未能兑现，而且出现了全面深刻的社会危机，朝廷内外的党派之争愈演愈烈，关外之地几乎尽失于清军之手，农民起义的烽火更是烧到了北京城下，自己最终也落个魂断煤山（今北京景山）的下场。
一向自视甚高的明思宗，对这场中兴之梦的破灭，始终感到难以理解。他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而是归咎于手下的文臣武将。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渡过黄河横扫山西之时，他更是指责臣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矣！”到三月，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他自缢前，还在衣襟上愤然写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是亡国之君。明朝灭亡后，史学界对明思宗的评价多持否定态度，但也有些论者对他表示同情，甚至为他开脱、辩解，赞同其“非亡国之君”说。近年更有学者援引明清史学家孟森“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的论断，进而推论是历史让崇祯皇帝演出了一个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明思宗及其同情者的这种种说法，显然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
先说“诸臣误朕”，明思宗不像明英宗、明神宗的幼年继位，军国大政由辅臣决断，他继位时虽说虚岁十七，实龄不足十六，但却“太阿独操”，“沈机独断”，不论大小政务，人事变动，生杀予夺，皆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明朝之亡，周延儒、温体仁、熊文灿等大臣固然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作为掌握实权的最高君主，不是更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吗？
不过，明朝毕竟没有亡于明神宗之手，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万历以前和天启以后的历史环境与时代诉求大不相同，谁也无法预料明思宗如果在万历以前当权，会有怎样的作为。再说“气数使然”，也就是历史使崇祯皇帝演出一个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问题。所谓“气数”，指的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它确实与朝代兴衰密切关联，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这不等于说人们只能听天由命，毫无作为，否则岂不等于认同了宿命论？
须知，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人的努力虽然难以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却可以起到延缓或加速的作用。明朝末期，朱明王朝的统治确已病入膏肓，正在滑向其灭亡的末路，但是它究竟在何时灭亡，则视其最高君主的所作所为而定，不可一概而论。
其实，明思宗受人赞誉的勤于政务、崇尚俭朴，不过是任何阶级社会最高掌权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但仅仅具备这些基本素质并不足以治理好国家，更不要说挽救危局了。明思宗在即位之初，虽然诛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而备受好评，但他却有始无终，不久又重新起用身边亲信的太监，培植忠于自己的宦官势力，导致政局的混乱。这恰好说明，他是个空有中兴之志而缺乏中兴之才的另一类昏庸的君主，缺乏妥当的政策措施。
但是，明思宗虽然锐意求治，却缺乏治国理政的才干，没有认识到明末深刻的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找到解救危局的办法。除了在《即位诏》中提出“吏治民艰，将求宜于通变”这个笼统抽象的治政构想之外，他始终没能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治国方略。他的治国理政也就缺乏长远的战略筹划，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左右摇摆、举棋不定。而他自小在明末环境险恶的深宫里长大，养成刚愎自用而又多疑善变、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又往往导致其军国大事的决策失误，措置失当，从而加速明王朝的覆亡，终于酿成了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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