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地瓜市
李法德
老家地处鲁中山区，俺村三面环山，土地多是丘陵山地，很适宜种植地瓜。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地瓜是社员群众的主要口粮，种地瓜产量高，一亩地能产四五千斤，不像种高梁玉米，一亩地只有三四百斤。为了能吃饱饭，生产队里大部分地块都是栽种地瓜，人们一年四季的食物也是以吃地瓜为主。冬天，人们吃的是储藏起来的地瓜和地瓜面窝窝头，喝的是地瓜块加点小米红小豆煮在一起的“地瓜饭”。春天，储存的地瓜吃完了，人们就干脆煮地瓜干吃。就连学生上学吃食堂，带的口粮都是地瓜和地瓜面窝窝头，你看那山上山下的块块山岭薄地，一层层、一圈圈，处处都是栽种的地瓜。就这样，地瓜养育了我们那里的一代又一代人，家乡人也对地瓜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眷恋。
现在住进了城里，到了立冬前后，每次看到烤卖地瓜的，都会买一块边走边吃，那些与地瓜有关的回忆便蜂拥而至。
地瓜的身世很坎坷，它原产中美洲，传到我国是在明代万历年间，其间广东湛江有一个叫林怀兰的医生为红薯的引进冒了极大的风险。
他到今越南一带行医，医好了国王女儿的病，国王很高兴，要赐最高档的食品（煮熟的地瓜）给他吃。在吃了半块熟甘薯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想吃生的甘薯，他吃了一半，留了一半，将剩下的半块生甘薯藏进怀里。想到有了这半截生甘薯，定然能够让家乡饱受饥寒的乡党们，能够活命。他不顾个人安危，便有了“偷运回国”这个念头。过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关员被林怀兰的行为感动，又担心不好交差，于是让林怀兰跳水假装沉河死去，这样子林医生才安然回来，将地瓜的种植遍布广东一带，然后大面积推广。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立冬之前，大秋农作物都进缸入囤了，只有地瓜还一垄垄的爬在地里。”我们那里有一句俗语，“春种秋收又一季，最忙还是地瓜市”。地瓜市，就是收地瓜的季节。从出地瓜到晒地瓜干，挑进挑出，挑灯夜战，男女老少齐上阵，二十多天的时间，山上，地里，人声鼎沸，就象赶集一样，人们把这个时节称为“地瓜市”，这也是家家户户最繁忙的日子。村民们有一句顺口溜，“晒完地瓜干，队长就换班”。意思是到此时，一年的农事就将结束了。
生产队“出”地瓜的时候，男劳力在前边用镢头刨，妇女和半劳力在后边“摩棱”堆选，几块地刨完之后，队长就安排会计保管分地瓜，最远的离村有四五山路，社员们按照地瓜堆上压着户主姓名的纸条，开始运送、切晒自己的地瓜了。把地瓜运回家中切晒，晾晒到自家的屋顶上、场院里。但多数社员还是选择在地里就地切晒。只听那“嚓、嚓、嚓”的切地瓜声此起彼伏，一声高过一声、一阵快似一阵。地瓜片随着切擦，在翻飞舞动，一片片地瓜片像断了线的珍珠，一片接一片“刷、刷、刷”的落在了地上。年迈的老人、年幼的孩子，则把地瓜片一片一片的摆在地上。顿时，原来一片片土黄色的地面，很快就变成银装素裹、白花花的银装地毯。晒满山坡的地瓜干象是下了雪一样，是一片白色的世界。
然而我们家晒地瓜干的日子，却写满了母亲的愁苦和凄楚。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随着弟弟的出生，我们家共九口人，除父亲在矿上当工人外，我家有八口人在生产队里吃“口粮”，那时分地瓜是按人口加工分的比例分的，我们家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母亲中等身材，但是缠脚。母亲在洗脚的时候我总是看着她奇怪的脚形发楞，我曾好奇的问娘，一双好好的脚怎么变得象块生姜一样啊？娘叹了口气说：“裹小脚一双，流眼泪一缸”。她说，从4、5岁开始缠脚，耗时3、4年，到7、8岁初具模样。缠足前姥娘用热水给她烫脚，趁着脚还温热，将脚拇趾外的四个脚趾向脚底弯曲，紧贴脚底，并在脚下趾间涂上明矾，时间一长，脚缠得弓弯短小，使脚底凹陷，脚背隆起，脚的长度会被缩短，叫“三寸金莲”。在旧社会女人都过这一关，缠脚为美。娘又说，其实不然，那是对女人一种心理上和身体上的摧残。在我们山区干农活时，就验证了母亲的说法。
队里分地瓜多的时候一次分三四百斤，把地瓜运回家就成了母亲的愁肠。有时到了晚上生产队也要分地瓜，社员们就摸黑夜战，母亲挑起两个架筐，一瘸一拐的走在前面，大姐二姐也挑着筐子和花篓（条编）跟在后面，在崎岖的山路上相互照应着负重前行。有时一趟挑不完，剩下的部分怕被偷，娘就把看地瓜的任务安排给我，说，男孩子胆大。尽管我很不情愿，但也别无选择，挑地瓜也不是轻快活。等母亲她们歪歪扭扭的挑着地瓜走了之后，我只好焦急的等待着她们一趟趟的挑运完。立冬前后山里的夜晚是很冷的。我用地瓜秧，围了一个窝，圈缩在里面，实在抵不住令人瑟瑟发抖的寒冷，我就再去携一些地瓜秧盖在上半身，抵御寒冷。一块地里有时候就剩下我们家了，在黑咕隆咚的大山里，那种无名的害怕，现在想起来也是心里打颤，怕有狼来，更怕有小偷来，一旦听着山上的夜猫子叫，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大气不敢喘一声。直到母亲她们回来，才从地瓜秧窝窝里爬出来，带着哭腔声说“你们可来了，可待吓啥我来！”
等把地瓜全部挑回家，妹妹们和弟弟就饿坏了，嚷嚷着让母亲赶快准备饭，娘拖着疲倦的身子又去烧火做饭。吃了饭，我们都睡了，娘又开始切地瓜，切地瓜工具有三种；一种是用菜刀把地瓜一块块的切成片，只是因为这种方式切晒速度太慢，切出的地瓜片也是厚薄不均，地瓜片干了以后，薄的地方很容易破碎。后来，人们便制作了“赶刀”，就是在一块木板上钉上一片镰刀片，再按上一个把柄，切晒地瓜的人，一手按住地瓜，一手转动把柄，把地瓜挤到镰刀片的刀刃上，就把地瓜切成一片片，切晒速度也随之提高了很多，切的地瓜片也厚薄均匀，瓜干晒干后，也不容易破碎了。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年代，人们又发明制作了一种更先进的切晒工具——“擦刀”，就是在一块木板上按照自己选择、定好的厚度挖好槽，直接钉上一片镰刀片。切晒的人两手并用，一手拿一两块地瓜，一手在“擦刀”上来回擦动。这种切晒工具的使用，更提高了地瓜的切晒速度，成了家家户户秋天切晒地瓜不可缺少的工具。
我总是听着“嚓，嚓，嚓”切地瓜的声音进入梦乡，母亲时常一夜未眠。天还未放亮，空中的寒星一闪一闪的发着寒光，母亲又挑着装满了地瓜干的架筐，一支胳膊上挎着筐子，里面有条帚，腊烛，我们跟在母亲的后面，步履蹒跚的去村西有个叫小沟崖的山坡上凉晒地瓜干，那里有很多青石薄板台，秋前各家各户早就占下了，到了地瓜市的季节，用条帚扫干净把切好的地瓜干摆上就行。母亲放下担杖架筐，扫了扫薄板台上的草土，我们就开始晒。立冬前后的早晨，看到满山坡的草木上落上了一层白茫茫的霜，感到特别寒冷，那时没有秋衣秋裤，穿着单薄的衣服，两手摆着地瓜干，嘴上打着“牙巴骨”。
有个晚上，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母亲看不清把地瓜干摆到了相邻的本家一个堂哥家的薄板台上了，到了明天早上等母亲领着我们再去晒地瓜干时，看到摆好的地瓜干被扬到草窠头里，娘就急眼了，因为一片一片的摆列太麻烦了，她大声的喊：“哪个没良心的把我的地瓜干扬了！”这时只见堂哥从远处的山坡上跑过来，口里骂骂咧咧的说，“你为啥占我的埝子”？娘辩解道，“黑夜看不见摆错了，你不该把地瓜干给我扬了，再说街坊邻居的谁用不着谁”！堂哥梗着个脖子蛮横的说，‘’我用你们干啥！他气势汹汹的走后，母亲一边流着泪一边从草窠头里一块一块的把地瓜干拣出来重新摆到属于俺家的地方。五六天之后，等晒干了准备往家收拾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冷雨，把地瓜干淋了个透湿，娘只好又把这些地瓜干划拉起来挑到家里，放到用架子支起的箔材上凉晒。下了两天连阴雨，地瓜干都发霉了，人是没法吃了，只能用来喂猪了。
最难的是在远处的坡里晒地瓜干，有时候由于分的地瓜多，天又晚了，实在运不回来，只能在就近山坡上的石巴拉里晒。在山坡上找一个不大的青石板，摆开战场，按好地瓜刀，母亲开始切，大姐二姐从地里往这边挑，我用筐子负责往山坡上挎，三妹，四妺负责撒摆，五妹拿着手灯那里需要她就往那里照。在忙活中，突然听到母亲哎呦一声，五妺赶紧照过去，我看到娘的右手指滴着血，鲜血染红了那些切好的地瓜干。看着娘痛苦的样子，娘的手在流血，我的眼在流泪，我的心在诉说，地瓜市的日子真是太难了。娘让五妹用手灯照着，四处找了一些青青菜，用石头砸了砸，敷到手上，总算止住了血。娘强忍着疼痛继续擦地瓜。摆着摆着四妹就在山坡上睡着了，我看了远处的山坡上忽明忽暗的灯火，逐渐少了，我们家又是忙碌到最后。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一家人拖着疲累的身子回到了家。
晒完地瓜干后，人们便把瓜干一片一片的捡起来，装入麻袋、包袱、筐篮里，然后运回家，倒进事先准备好的囤里、缸里。每只大缸都挂上茓子，一圈一圈的缠绕在缸沿上，足足有一人多高。直到家家户户的缸里、囤里都装满了地瓜干，露出笑脸的时候。但我看着我们缸里囤里的地瓜干，心里总会产生一种莫名的酸楚。我默认为里面是装的是母亲的辛酸和泪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农村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忙完了“地瓜市”，社员们心里才算有了底。因为，有了瓜干，全家人才有了冬天和春天的口粮。
到了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种地瓜的人越来起越少了，即使有种地瓜的，也是为了尝鲜和吃点稀罕，村民们引进了一些新品种，紫薯和蜜薯，现在吃的地瓜更有品味了。靠吃地瓜和瓜干为主食度日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切晒地瓜干的苦累辛酸，也已经成为不堪回首的往事。但人们当年靠吃地瓜充饥的日子，以及母亲缠着小脚，挑着架筐领着我们晒地瓜干的场景，却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中，始终令我魂牵梦绕，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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