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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时期,建立了大量殖民地,劳动力主要

来源:劳力 时间:202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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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加洛林权力真正的物质基础在于王室领地。王室的领地以它们的结构、它们的经营方式和它们的经济角色成为整个加洛林文明重要的特征,如果我们要考察这一时期法国乡村社会,那就不妨将它们当作出发点。

加洛林王朝的领地在现时法国疆域内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它们最为集中的地区是卢瓦尔河以北,尤其是巴黎地区,同时还有瓦兹河盆地、马恩河盆地、埃纳河盆地和默兹河盆地等。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王家最重要的宫殿也处在这些地区。

这些地区可谓王国的核心地带,也是法兰克人的故地,同样也是当时大地产盛行的地区,而大地产可以说是加洛林世界最典型的农业经营方式。这些因素的汇合显然不是偶然形成的。事实上,在6、7和8世纪,这些地区移民的特征是,日耳曼人在被国王忽略的土地上,建立了非常稠密的殖民点。国王和贵族在法国北部和东北部的落户,对农业经营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当时贵族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意味着必须以保有大量生活必需品为前提,要求谷仓里始终有很多粮食,鉴于粮食产量低,就要求有大面积的良田,最后还需要有广袤的非耕地,后者可以提供猎物、让他们进行狩猎消遣和饲养马匹,这类活动也是贵族武士们的基本特征。

为了满足这些前提条件,大地产遂应运而生。这些大领地的范围通常有好几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村庄那么大,为了经营这些地产,人们就需要大量劳力。这些劳力在起初,即墨洛温王朝时期,主要由奴隶构成。

奴隶的命运

奴隶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古罗马时代奴隶,主要用于耕种广阔的田地,人们称之为“耕地”。这些耕地是“领主地产”或“领地”的组成部分。在领地上,领主的庭院是行政和经济中心。部分奴隶住在领主庭院的围墙内,领主保证他们的食宿,他们供领主驱使,从事各种劳动,首要是家务,同时也包含农业劳动。然而,由于基督教化的发展,加洛林王朝征服的结束,再加上领主在农闲时节还要供养暂不需要干活的人口,让他感到得不偿失,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奴隶制必然走向衰落。随着奴隶制的衰落,大地产所有者开始对奴隶采取“地养”方式,即将越来越多的奴隶安置在一块土地上,他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庭,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得自己的生活资源。作为这种土地赠与的交换条件,这些农民家庭,或者称之为“农庄”,要为领主地产提供不同的服务,最主要的就是在领主土地上劳动。

此种领地经营制度的转变主要发生在8世纪,首先在王室领地或由原先国王领地转移到贵族手中的领地上发生,地点主要集中在我们前面提及过的巴黎盆地和处在它周边的法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正是在这些地区,从加洛林王朝诞生前夕起,尤其是在加洛林时代,产生了大地产的典型经营模式。人们将其称为经典领地制,这是因为我们是通过一些9世纪初的著名文献认识它的。9世纪中期,若干饱学之士曾经利用过这些文献,并借助这些文献构建了有关这些大地产经营模式“经典”但有时非常抽象的形象。

在我们对领地制度作静态描绘之前,应该借助其中一份文献提岀一点,在隶农“农庄”旁边,还有大领主们差不多同时并入的一些先前就存在的自由农的地产和乡绅们的地产。这些地产构成“自由农”农庄。另一些领地还通过开荒的途径壮大起来,开荒通常由外来的“客农”来做,由此从荒地中获得的土地很快成为另一种类型的“农庄”。我们还应该对此补充一点,经典的领地制同样也包括卢瓦尔河以北地区教会的领地,例如圣日耳曼·代·普雷修道院的领地,而教会的领地就其起源来说经常是来自王室和贵族的赠予。这种制度的扩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制度的统一化,似乎是政治上深思熟虑以后的产物,这种考虑既来自王室,也来自宗教大机构。

关于大领地的描绘

至少,我们可以从上面已经提及的那些著名文献中,作出如此的解释。内容最为丰富的文献之一是圣日耳曼·代·普雷修道院的折页(即领地上关于农庄所承担义务和领地组成部分的清单),这份折页是在年至年根据修道院长伊尔米农的命令建立的。下面是根据拉丁文翻译出的片段,主要描绘巴黎附近圣乔治新城的领地情形:

“在新城有一处领主庄园,包含住所和其他足够用的建筑。庄园有博尼埃可耕地,可播种缪依种子。葡萄园91阿尔旁,人们从中可收获缪依葡萄。草场阿尔旁,人们从中可以收获辆大车的干草。有三座磨坊,磨坊的使用税可带来缪依麦子的收入。还有一座磨坊是不收税的。有周长为4古里的一片林子里,可放养头猪。”

……阿达尔加里乌斯,来自圣日耳曼的奴隶,其妻名艾尔波尔德,自由土地依附农,籍贯圣日耳曼。阿达尔加里乌斯拥有一处奴隶农庄。阿德乌,奴隶,其妻名基尼吉尔德,奴隶,籍贯均为圣日耳曼,育有5个孩子,分别是:福罗塔尔、吉鲁阿尔、艾洛尔德、阿德薇丝、艾丽吉尔德。他们两家拥有一处自由农庄,包含有1.5默絮尔可耕地,3/4阿尔旁的葡萄园,5阿尔旁半草场。为牧猪权要交付3缪依酒、1塞提埃芥末、50棵柳树、3只母鸡和15枚鸡蛋。依要求提供劳役。妻子要用领主的羊毛织呢,依主人的要求数喂养家禽。

“艾尔默诺尔,圣日耳曼籍自由土地依附农,其妻为奴隶;福告,奴隶,其妻亦为奴隶,名拉让蒂丝默,籍贯圣日耳曼。这两户拥有一处奴隶农庄,包括有2默絮尔可耕地、1阿尔旁葡萄园,2阿尔旁半草场。农庄要支付的东西与前面农庄相同。妻子和母亲织造哗叽呢,依照需求喂养家禽。”

一方面,新城的领地包含了领主自己的农庄,在领主农庄中,有领主居住的庭院,有非常广阔的田地,有草场和葡萄园,领地上全部的森林也归领主农庄。另一方面,领地上还有60处“自由”农庄,14处半“奴隶”农庄。上面摘录的部分文献片段对每种农庄都进行了典型描述。

农庄和农民

虽然两种性质农庄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但我们还能注意到,自由农庄的土地面积比奴隶农庄要更大一些,同时自由农庄要承担补偿军役的沉重赋税,因为只有那些自由土地依附农才有义务服兵役,他们也被迫要在领主的农庄上从事指定的劳动,即必需配牲口的劳动。然而,“奴隶”农庄给领主农庄提供的主要是体力劳动和家务劳动,从中保留了他们原来身份的影子。不过,我们注意到,自由农庄的占有者们除了承担一些原专属于他们的固定工作以外,也开始从事一些原来由奴隶农庄承担的不确定的工作。而且,已经不存在农庄性质与农庄占有者身份之间的必然联系。古老的法律地位区分,自由民(他们已经演变为自由土地依附农,即事实上半自由身份)和奴隶的区分正在消逝,这种消逝受伤害的主要是古老的自由农,我们上面在说到加洛林时代的军事组织方式时已有提及,在查理曼时期,他们的生存状态越来越困苦。

这种区别的消失同样也是以下事实的必然结果:当时的大土地所有者,首当其冲的是国王,把农庄(即“家庭地产”,有些文章甚至称之为古代的家庭农场)作为摊派封建义务的合适单位,以取代以前对个人或土地实行摊派的方法。不过,每个庄园的土地面积大不一样,甚至在同一类型的庄园中也是如此。至少在巴黎盆地人口稠密地区,人们观察到,有几个家庭共同拥有一处农庄,甚至有的农庄被一分为二。

法国乡村的多样性

巴黎盆地的一些地区人口似乎非常稠密,有人估算,在巴黎周边圣日耳曼·代·普雷地区的8个村庄,9世纪的人口已经与18世纪相当!结果,那儿的农业也非常先进,特别是相对于饲养业来说和就技术上角度来看。三圃轮作制大约在加洛林时代一些大面积耕地上初步推行。然而,要把我们上面通过领地折页清单而描绘的情形推及到法国的全部,则似乎显得有点轻率了。

与这些人口稠密、农业高度组织化的孤岛相比邻的法国其他地区,主要是卢瓦尔河以南的地区和法国的西部地区,在相同时期也许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不仅是法国大片地区仍然荒无人烟,而且领地制度连同它的先进耕作技术也难以渗入到这些地区。大量存在的是农民小地产,土地集中的大地产经营可谓凤毛麟角,即使存在这样的大地产,农庄与领主庄园的联系也更松散,甚至不存在。提到这样情形的文献非常稀少,使我们难于对此进行解释:难道我们在上面没有提到过书写文字在领地制度扩展过程中的作用吗?没有提到它主要通过国王的行动与领地制发生的联系吗?然而,国王在高卢西部和南部的基础,比起旧法兰克王国核心地带来要更脆弱和更肤浅,这是我们在本章开始叙述过的那些政治事件的必然结果。

离群索居、自给自足,抑或融为一体?

为了解读地产在加洛林时代的经济作用,我们又被迫求助于来自国王和大教会机构的一些文字资料。当然,这样做有可能误导我们的认识,但仍不失为真实的是,大领地对那些没有纳入到领地制的农业经营体和那些经典大地产在农业活动上不占优势的地区不断施加着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比我们资料所反映的情况范围要小一些,程度也没有那么深。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将加洛林时期的大领地视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运作的机体”。大地产积极地融入更广泛的经济整体里,其原因多种多样。

大地产主一般都有几处领地,分布在不同地区,各地的自然风貌各异,因此有助于领地生产的某种专业化。这种情形意味着不同的领地间保持着联系,或者领主,如国王,经常由一地迁移到另一地,不断了解他行将访问的领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或者固定居住一地的领主,如修道院院长,让人组织运输,将远方领地上出产的生活必需品运过来。最后,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一部分领地产品进入到当地的、地区间的甚至国际的商业流通之中:大地产主通过贸易出售他们的剩余之物,获取另一些产品;农民也定期在众多的每周一次的集市上出售部分产品,以便能够以货币形式交纳某些赋税。虽然领主们想从他自己的土地上获取所有他所需要的东西,但大领地也不得不与其他领地发生联系,也不得不与周边的农民经营者发生联系,甚至不得不通过当地市场和跨地区市场和更广阔的经济世界发生联系。

著名的《领地管家赦令》似乎直接由查理曼发出,它涵盖有关王室领地管理的规定,生动地反映出大地产主经营巨大地产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我们上面提及的经济联系的某些方面。因此,领地经济是向市场开放的。虽然商品交换毫无疑问地存在,但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我们不应赋予它太多的重要性。大领地在9世纪确实支持了贸易的发展,促使商业网点沿着大河边扩展开来,有利于专业商人的活动。

结语

然而,8世纪和9世纪农民劳动创造的资本仍很微薄,不足以让贵族用于生产性的投资,他们热衷于奢华生活的追求:资金最终以首饰的形式积累起来,存入教堂、国王和大贵族们的保险箱里,历经几个世纪而未去触动,由此杜绝了所有投资的可能和经济增长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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