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吃的琐记②
写那些“平凡之光”和“平凡之美”
第一次遭遇疫情封控，眼见“危难之际”超市急购场景，隔着小区铁门护栏往里递菜递肉的亲人，也端详饭桌上冒热气飘香味的菜肴，对“以食为天”多了感情上的升华。想起曾经写过拍过的隆德大馒头、彭阳油饼子、吴忠手抓盐池清炖，那些门店那些店主……，许多关于吃的细节稀里哗啦——“平凡之光”“平凡之美”皆在每天和日常。有的是时间了，手机上忙完工作后，再写一写“平凡故事”。《关于吃的琐记》，争取每天来一篇，今天是之二，与君共勉。
记忆会蒙尘，但味觉不会
张强
小时候吃过尝过的食品美味，被浸入舌尖上和脑子里，永生不会消失，将老还会泛浓。
每一个六零后、七零后对吃的刻骨铭心记忆，基本上都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不妨把这些食物及食物链上关联的人与事，都从舌尖上和脑子里拽出来，记出一个吃的“流水账”。我就先来吧——
应该是年夏天，我们家与二伯家分了家，搬到新盖的上房和厨房，住下了，开灶了，但院墙没有打起来。打院墙，即夯土筑墙，系就地取土，将几根木椽排成两排，里面放两溜木板，中间填土夯实后，再把下一层的木板移到上边，接着填土夯实，循环往复，直到院墙筑成。木椽上下挪移，原来在上边的忽而到了下边，原来在下边的转眼到了上边。不知哪位高人编出了一句生动的俗话：“打墙的木椽上下翻。”
打院墙，是大苦。打成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墙，依靠本家、邻居的五六个壮劳力，满天满算干，得干三天。下大苦，靠伙食，其实也吃不到肉，午饭、晚饭，吃的都是“长面”。“长面”是流行于陇东、西海固黄土山区的一种面食，其做法是：用擀面杖将和好的面块，用力擀匀铺开，切成细细的面条；用韭菜、鸡蛋炒出拌面的菜（用肉臊子炒更好，但过年存的肉臊子早吃光了），再做一锅酸汤。面条下锅煮熟捞到碗里，再往上头拨一点拌菜，浇上酸汤。端到桌子吃的时候，还配有咸韭菜、辣子、醋、咸盐等几个“小碟”，根据口味各取所需。这就是当年平日里最奢侈的饭了！一碗好的“长面”里，包含着传承、勤劳、细心、耐力、韧劲、刀功、手气等等。不是每一个主妇都能把“长面”做好——西海固人家娶亲迎新后，新媳妇儿上锅做饭，“擀长面”是一道考卷，得靠“长面”做的咋样，来赢得评价和口碑，如果“长面”做的超好，就会迅速成为“明星”，不仅在家里有了底气，还会被乡邻广为传扬。
我母亲做的“长面”，那可是杠杠的！打院墙三天，下苦的几个劳力，分文不取，犒劳所得也就是能吃上我母亲做的“长面”。每顿饭饭点上，都是一场“战斗”。五六张大嘴，不是吃面，而是吸面，有的十几秒就吸一碗，一个人得五六碗才稍缓下来，继续观察，琢磨着要不要再来一碗两碗。这可把我母亲忙坏了，烧火、下面、捞面、拨菜、浇汤，这样紧张的劳作环节中，她的身手一刻也停不下来。我看见汗水总是把我母亲的脸洗透了，她常常拿起抹布擦一把脸，接着再忙，实在是热的不行了，她甚至干脆脱掉汗衫，继续她的下面捞面动作。我和妹妹负责往饭桌上端面，劳力们吃的快，我俩跑的急，总是在院子里穿梭。一位叫田勤的吃的最凶，吃了六七碗了，还不够，他将空碗递给我，喊我的小名说，把鞋脱了跑啊，我就把鞋脱掉，腾腾腾腾地小跑着端饭。前年冬天，老家的一个侄子给儿子娶媳妇，办婚礼那天我赶回去了，席间见到田勤了，他已经是70岁的老汉了，笑着喊我的小名，并说：“把鞋脱了跑啊！”他还弯着腰，掂动着双脚，学我小时候跑着端饭的样子，惹一大群知晓我“光脚跑”的人哈哈大笑。田勤是当年给我家打院墙唯一健在的，张敏、张勤等都去世几年了。
因为与我父亲交往，来过我家吃过我母亲做的“长面”的人中，还有一些公社干部、老师等，褚有勤、马成俊、贾万银、韩仲良等，我不仅记着他们的尊姓大名，还记着他们的相貌和口音。也许是因为我家的“长面”确实好吃，就更增进了他们与我父亲一辈子的交往。去年国庆，我跟我父亲计划，把当年吃过我家“长面”的、如今在银川定居的几位，约到一起聚一回。马成俊因妻子回固原，他要给两个孙子做饭，出不了门；贾万银去四川儿子家几个月了，没回来……，结果只来了韩仲良。小聚中，八十岁的韩仲良，老是盯着我看，话也不多，估计他是沉浸在悠悠岁月的追忆里了。
年，五十岁出头的我的大伯因患癌症，熬到了生命最后一年。我父亲在他不到两岁时，我爷爷就因为急症去世，长兄如父，我父亲对我大伯的感情和依恋，从我大伯生病治疗期间，我父亲迅速消瘦二十斤，就可以看到。当时我还发现，我父亲一个人偷偷地哭过。这一年夏天，医院住院期间，是我父亲坚持陪护，有几天他因忙家务，安顿我顶替他。在我陪护的几天中，我大伯每天都会示意我，把他吃的蛋糕让我吃两块，躺在病床上的他，看着我一点一点吃完。那蛋糕的香，四十三年来，一直留存在我的唇齿间。我的小区紫云华庭有个小超市，一直都能买到跟我当年吃到的长相一样的这种蛋糕，尽管味道还差那么一点，但我常常会买回来吃，有一次还把这个“蛋糕的故事”讲给了妻子听。
年春季的一天，我和堂兄张平，还有同班的田明，各自骑自行车去三营中学上学，路途中要经过一个小坡叫化坪梁。我们力气不够，骑不上去，就推着自行车上坡。一辆解放牌货车驰过，能看出来爬坡时它也有些吃力。忽然，从右边车窗飞出一张纸币，像鸟儿一样飘动着。车并没有减速，说明车上的人没有发现丟钱。这张纸币随风而飘，风小了就落地了，在地面上打起滚儿。我原地站着不动，看见了这个飞和落地的过程。张平和田明都急坏了，两臂伸长，手指打开，哟哟哟地喊叫着，生怕这张纸币飞到不远的渠水中。纸币终于停下来，张平、田明都奔跑过去，抢开纸币了，嘴里还说我先看到我先看到，互不相让。他们甚至要撕扯这一张绿色的贰元纸币了，考虑到撕扯解决不了归属，就都冷静下来，进入协商环节，最终决定每人一元，并到街上换开。在一家小卖部换钱时，张平要了一包一角钱的羊群牌香烟，这样张平拿到了9角钱，田明拿到了一元钱。在这些争抢、呼喊、撕扯、冷静、协商、换钱、找零的过程中，他俩谁都没有考虑过我的存在，好像我就是空气一样，在，也不在。毕竟是兄弟关系，张平抽着烟冒着雾，把我喊到他身旁，悄悄对我说：“走，下馆子走！”我就随着他到了小街南头的“贸司食堂”。张平花两角钱点了两碗大米饭（肉菜点不起）。我俩几口就把这碗大米饭吃光了。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大米饭，既新鲜又好吃。固原不产水稻，当年主要农作物是小麦、糜子、谷子等，因此我们小时候吃的都是面食和黄米饭，直到年我考上宁夏大学，才能每天吃到大米饭。年9月，张平的儿子张亚健结婚，因张亚健和要娶的媳妇都在银川打工，媳妇娘家又在河南，就计划在银川摆几桌，简单办个婚礼。张亚健找我来了，说明来意，并请我参加。我想起小时候的那一碗大米饭了，就对张亚健说，你的这几桌饭我给你定地方，饭钱酒钱还有烟钱，我都包，不让你爸出了。这个简单的婚礼举办那天，张亚健的父亲母亲，也就是我的“一碗大米饭”堂兄，带着我的堂嫂，从固原赶来了。席间，他们满脸欢喜，掉了几颗牙的张平，张着嘴光是个笑。后来听说，张平回到固原后，见人就夸我。
年，我12岁，我弟张伟3岁。估计家里经济条件当年好一些，父亲母亲就考虑给幼年的张伟增加营养，安顿我每隔几天放学后，在街上买到四个大面包，拿回来供张伟吃。面包的香甜，显然征服了小小张伟的味蕾，他每天总是小手指着挂在房梁上的笼子，笼子里头就是专供他的面包。可是我总得尝一尝吧，于是买到四个大面包，往回走的路上，悄悄从中掐一小块尝了。这一尝带出新问题了，就每次都想尝，而且从掐一小块发展到一次掐好几块。但是，被父母发现了咋办？于是就从掐的技术上提高，既要掐着吃到，还要掐不被发现，这也是费我小脑袋的一件事情。庆幸的是，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掐，最终也没有被我父母发现。多年后，我们兄弟姊妹都长大成人，都有了小家和孩子，一次过年团聚吃饭时，我把这个掐的秘密暴露了。我在讲述时，一大家子人都笑喷了，其中我父母更是笑出了满足的笑，虽然不像大家放声，但笑的很收敛很沉稳。我最懂他们的这个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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