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大卫·巴伯(Barber,;)提出，研究者通过考察研究物件在政治上的首次独立成功，从而寻找有价值的线索。而且这种成功不只是在另一位政治家背后，或者作为政治机器中的其中一步棋子。
然而在东方的语境当中，只有极少数的研究物件具备巴伯所说的这种特质，从而使得可供研究的物件范围缩小。笔者认为马叙伦虽然从北大评议会成员、浙江省政府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这一路的发展固然少不了自身的努力，但也不能完全将他的上级领导或者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加考量，因此，在东方语境的研究下，更加看重的是政治机器的方向性和力量。
在北大文科任教期间，马叙伦基本上还采取不问别事的态度，一来是基于他自觉当时没有办事的才能，二来也是他决心做学术上的工作，研究中国文字，要写一部《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精力全用在教学和写作上面。
在“五四运动”发生后，马叙伦先生认为自己是被事情找上来的，显示了其在政治工作中被动的一面。而此时他身边两位先锋人物，蔡元培和陈独秀，一个离职离京，另一个撒传单被捕。
而学生演讲队也在街头巷尾不停喊口号、做演讲。马叙伦觉得大家“起初不理会”，后来是“唤起了群众觉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北京政府突然大规模抓捕学生党囚犯，逼得教职员会出面找政府，而正是教职员会成为马叙伦在政治上暂露头角的第一个平台。虽然当时的教职员会没有显示出多大用处，但因在运动中支持学生一方，也因此名声大气，并在学生中有一定的影响。
当时的五四运动已经传遍全国，上海教育界和工商界知识分子拿罢市作条件，一定要罢免三个卖国贼，逼得徐世昌辞掉他们。
五四运动告一段落，但北京的氛围仍不乐观，这从蔡元培不愿回京可见。马叙伦跑前跑后在政府和蔡元培间搭起沟通桥梁，因此获得了更多接触上层的机会，才有了后来参加蔡元培商量撤掉陈独秀职务的密探机会。
从这段经历看出，马叙伦无论从外界看来，还是自己的最初想法，都不愿意参与政治活动，但时势把他拉了进来，并给予了他展示能力的平台和机会，他也把握住了一些，如果按照巴伯对研究物件的分类，应符合主动消极型的个性特点。
主动消极型政治人追求政治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渴望成功，而只是追求政治成功的附加价值——权力。按照巴伯的分析，他们之所以如此这样做，源于他们在成长时期缺少爱和鼓励，造成了较低的自尊和相应的需要，他们不断获取权力，但同时又处于无法摆脱的危机中。他们把遇到的问题人格化，将工作环境的危机“变成”他的危机，这种物我不分的初阶人格特征最终会让他们受到政治上的挫折。
马叙伦只是作为北大教员参与此次教职员会，并在会上担任一个书记职位，随后因康宝忠去世而升为主席，对于当时的马叙伦来说，也不会想到后来由此得到蔡元培的一路多次提携，并最终走向一条追求民主与和平的道路。马叙伦的恩师陈介石是立宪派，虽有反清思想，但仍停留在更换君主的观念上，并没有建立人民政权的意思。马叙伦在上海开始编报及撰文后，身边的同事、友人多为革命派，虽然也有一部分可能与陈介石、章炳麟等一样，只是想推翻满清政权，但也不乏真正思考要建立什么样的新政权的。马叙伦本来并不像参与政治，认识蔡元培、推荐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直至到北大任教，后来被迫卷入五四运动，加入国民北京政府，虽非他本意，他在反袁反帝的态度上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后来马叙伦反对独裁的蒋介石南京政府，加入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也是情理之中了。
至于中间他曾参与西山会议派，虽然是逆潮流而为，但也只是反对暴动政策，并没有反对人民政权的意思，当他认清西山会议派的面目，他也很快就退出，甚至在北京就跟许宝驹等西山会议派年轻人说，让他们早日退出西山会议派。
马叙伦自幼丧父，但在母亲的殷切期望下，刻苦攻读，在养正书塾师从“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第一人”的陈介石老师后，更与陈介石侄子林损成为好友，他也受传统尊师习俗影响，将老师视作另一个“父亲”。
在当时的环境下，未成年的儿女很容易夭折，马叙伦获得的第一个儿子便不幸夭折，但从史料上没有马叙伦在这段经历的感受，也无从考证。
另一方面，他亲生祖父早逝，后父亲过继给祖父的兄弟。这在当时的社会，其时也是很常见的情况。而马叙伦在北京参与索薪运动期间，女儿钱玄出生即过继给钱秣陵教授，属于非族系过继，则明显异乎寻常。考虑到当时马叙伦经济能力很差，而钱秣陵夫妇膝下也一直没有儿女，过继对双方家庭都有好处的。到了抗战时期，钱秣陵去世，17岁的钱玄又回到没有儿女在身边的亲生父亲身边。钱玄当时内心曾十分失落，是马叙伦乐观的态度逐渐感染了她，当她逐渐从养父去世、家庭破裂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她性格显得更为坚毅果敢，高中阶段即参加抗日运动，被伪军通缉后曾想过独子逃亡，高中毕业后又坚决要工读大学，这一点来看，钱玄的性格倒与自幼丧父的马叙伦是十分接近的。
在研究马叙伦与汤尔和、章炳麟、夏丏尊、沈尹默等好友、同事的交往对比来看，往往更能看清楚马叙伦的一些态度与选择。
比如与盟兄汤尔和的交往，汤尔和比马叙伦大7岁，家庭条件比马叙伦好很多，他们在养正书塾学业都很优秀，一同被选为赴日留学生。但后来马叙伦因与学正闹翻，被学校开除导致赴日计划落空。而汤尔和则留在学校，并赴日留学了。这段经历与多年以后，汤尔和加入了日本主导的伪北京政府，而马叙伦成为抗日先锋的不同选择来看，则颇具命运早有安排的感觉。
与章炳麟在上海因为反清而认识，马叙伦十分欣赏章炳麟的才华。但是马叙伦却认为章炳麟并不适合政治，章炳麟在患难中与马叙伦惺惺相惜，但此后便形同陌路，多年后章炳麟夫人来访，总算解了马叙伦与章炳麟结下的“误会”，无奈章炳麟已去世。后来，马叙伦为章炳麟立碑、迁墓劳心劳力，也是马叙伦惜才、重情的体现。抗战胜利后，得知夏丏尊去世，马叙伦伤痛不已。这位春晖中学的创始人之一，曾出任开明书店编译所所长，与马叙伦相识相知。抗战期间，夏丏尊与马叙伦同因身体原因滞留上海，但在信仰问题上，他们却明显分歧。夏丏尊倾向以佛教为信仰，而马叙伦则是无神论唯物主义者。如果没有夏丏尊与马叙伦的一番辩论，我们也很难清晰了解马叙伦对信仰的态度。
沈尹默与马叙伦同为北大同事，但在书法问题上，马叙伦却对这位同事“毫不客气”，从今人对两位学问家书法成就来看，马叙伦书法成就其实并不高于沈尹默，但当时的马叙伦一直不承认这点，并以“大科”自居，确实匪夷所思。但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马叙伦对于自幼受父亲教写描硃字并深受父亲喜爱这件事是一直仅仅于怀，以致后来在书法成就上也“不甘人后”，也算是对早逝的父亲的一种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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