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记忆之八：少儿不易
紫爱红言
每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是一组神奇的数字组合，也是时济命运，过去叫生辰命理，有人说这是一种迷信，我却认为有其客观的存在，不然“这是个好时代”就成了一句空话，生不逢时，恰逢其时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人在某些时候是身不由己的。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父辈们记忆犹新，但一般不提，他们不愿再回忆过去的艰难困苦，用一种乐观上进的精神影响后代，那一代人作出了三代人的社会贡献，是值得后辈尊敬的。“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的第一年我就来到了这个世界，我总觉得脑袋这么笨，没考上清华北大，愧对祖宗不怪我，要怪就怪，在母亲肚子里，吃不上喝不上，造成先天性的营养不良，长大后个子没超过一米七是个小残，也是后天不济形成的。我们家底子薄，小孩多，劳力少，生产队粮食作物按人口分，粮食价格是全国统一的，依据劳力工分折算。父亲一个劳力，一年下来，挣的工分不够粮价，累年成了全队的欠账户。我的故乡地处忻定盆地的丘陵地带，一半的田地是坡地，一半的田地是平地。年忻州大旱，从开春到立秋，基本上一滴雨也不下，坡地种不上，生产队组织社员挑水抗旱播种，种上也没长成，基本绝收。平地在村北，那几年搞农田水利建设，还能浇上少量的水，满足不了干渴的土地。公社、大队组织青年突击队隔几堰地打一口“二眼井”（村民土话，形容井的口径小）进行浇灌，但一亩地也打不了多少粮，部分地块和盐碱地也是绝收。秋后，除交公粮外我们家每人平均分到粮食多斤，那是一年的口粮。饥荒年，我的母亲又患了腰椎结核病，干不了重活，我帮着照看三岁的小妹，家中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弟，父母眼看过不下去了，已说好人家将小弟抱走，被我祖母挡了下来，“再穷不能把孩子送人”。为了生计，秋冬季老中少几口人齐出动，到丘坡沟渠处搂苍耳籽到大队油房榨成油、将胡萝卜叶子用大缸腌成菜，生产队发了部分救济粮，甜菜榨了糖后的渣子也成了吃食；不知父亲从哪弄来几口袋南方晒干的小鱼，说是背上那根刺有毒，挖掉后才能吃，还有南方稻谷壳压成的饼（高粱杆篦子大小）。秋冬天的或早或晚，我哥带着我同邻居发小，推上自制的小车车，到地里刨玉米、高粱茬子捡拾柴火，拿着几小块稻谷壳压成的饼块饿了啃几口。母亲隔几天将甜菜渣拌上高粱面或玉米面捏成团子，那时没有多少副食，菜叶子腌成的菜实在难以下咽。到了来年春天三月，父母带着我们几个大点的孩子，到地里挑“茵陈”草药（三月茵陈四月蒿）晒干，卖到供销社换几块钱，给母亲买药看病。副业队菜园子里铲茴子白、菠菜，我就溜进去捡菜叶子，大人们也装个没看见，还故意多留点菜傍。夏天草长莺飞，小孩们结伴而行在田间地头割草，运气好的话，还能挖到甜苣等野菜。那年头很少能吃到白面，改善下吃个包皮面（外面是白面，里面是高粱面），逢年过节吃饺子也是如此。蒸年馍里面的芯是玉米面的，那时吃到嘴里好像肉夹馍。我从小心事多，看见家里吃的不多了，再加上饭也不好吃，没吃饱就说吃饱了，干活累了就发烧，那是饿的，吃上个油盐饺子壳（高粱面窝头里洒上点油和盐）一会就不烧了。由于家里母亲生病，妹妹弟弟没人照看，我到了10岁才插到一年级上的学。在这样困难的岁月，父母也没有怨声载道，我们打补丁的衣服也是干干净净，家里的日子过的也井井有条。那时河南、安徽个别特殊困难的有来山西讨饭的，祖母也要给个窝头。当我给孩子们讲这些事时，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诙谝吧”这些东西猪都不吃。如今美味佳肴变着法吃，帅哥靓妹的年轻人哪吃过我儿时饭。人老了又在忆苦思甜。人这一生，不可能全是阳光，还会有风雨；不可能一路坦途，也会有坎坎坷坷。每一种经历也是一种成熟，每一种苦难也是一种财富。时运命济，自在人为。年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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