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文英，现在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心力论，劳心劳力的分工。
孟子在《滕文公上》中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段话关千劳心劳力的论述，引起了影响深远的讨论，也在中国传统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关干劳心劳力的分工，不是孟子最先论述的。早在春秋时代，晋大夫丕郑就说过:“民之有君，以治义也。”国君的职责是“治义”。治，治理、一处理的意思。国君负责处理义的事。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孔子认为君子明白义的道理，做了官也就是为了“行义”。孔子把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负责行义的君子，一部分小人只知道自己的利，也只从事能产生利的生产活动。他认为君子行义，处理好人事关系，人民就会拥护，那就不必在从事了农业生产以后才能弄到饭吃。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出分工了；小人种地生产粮食，君子管人，协调人事关系。《左传》襄公九年载：知武子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既然说劳心与劳力的分工是先王的制度，可见是由来已久，也不是自孔子开始。孔子“述而不作”，大概也是述了前人的见解。
孟子对劳心劳力分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因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孟子论证劳心劳力分工的必要性。他说：一个人的史活资料需要各行各业生产的产品。如果每种东西都要自己生产的才使用，那是让天下人都东奔西忙，时间全花在路上了。
同样道理，君子做大人的事，小人做小人的事，也是完全必要的。如果君子不做大人的事，不在管理方面“劳心”，而去种地，那么，野人鱿没人管了。“无君子莫治野人”。如果小人也想做大人的事，不种地了，那么，君子吃什么呢?所以说:“无野人莫养君子”。可见，君子和小人(野人)的分工是完全必要的。朱熹在注孟子这段话时说:“君子无小人则饥；小人无君子则乱。”君子和小人的分工“乃所以相济，而非所以相病也。”相济就是互相协调，互相补充。相病指互相妨碍、互相抵触。朱熹认为劳心劳力的分工是相互协调统一的，不是相互矛盾斗争的。实际上，这种分工在阶级社会中是与阶级对立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常常处于矛盾斗争之中。
孟子认为“君民并耕”是不可能的。君子要做治理天下的大事，没有时间去耕地。他列举了尧、舜、禹、益这些人物，说明他们“劳心”也很忙。他们为小人们的生活操碎了心。
尤其是大禹，他为了治水，“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然很想参加耕地劳动，哪有时间呀?他们为了寻找合适的接班人，为了教人民进行生产，教育人民正确处理人事关系，有许多事要干，哪有心思去田间干活?实际情况是复杂的。孟子举的都是圣王，他们日理万机，确实很忙，特别又遇上自然灾害，更没有闲时间了。但还有一些统治者高居于小人之上，作威作福，吃喝玩乐。他们算不算劳心者呢?孟子认为，行仁义，为人民办事的是贤君，是劳心者。不行仁义又处于统治者的地位上的人，孟子说他们是“残贼之人，谓之一夫”。这些人，可以“变置”他的地位，让他下台，或者干脆杀掉。这不是“拭君”而是“诛一夫”。
这种“残贼之人”当然不在孟子所讲的“劳心者”之列。行义的劳心者不干劳力的活，完全是合理的。这是孟子的结论。
董仲舒根据汉代的情况，对于君子不应该从事耕织，提出了新的理由。孟子说是君子由干行义太忙，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参加耕织劳动。萤仲舒认为，君子即使有时间，也不应该去干那些能够获利的事，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俸禄。他说:“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董仲舒认为，劳心劳力分工以后，劳心者食禄，不干耕织的事，还有“均利”的意义。如果当了官，掌着权，拿了俸禄，又去与民争利。
民怎么能争过他们呢?这不是抢了老百姓的饭碗吗?汉代官营盐铁，专卖酒，都显示了官办商业的强大威力。董仲舒很赞赏鲁相公仪休不兼利的行为。公仪休回家看见妻子织帛，“怒而出其妻”，吃饭时吃到自己家种的葵菜，“温而拔其葵”，并且说:“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津？”董仲舒在家时认真读书，“三年不窥园”，当官以后，“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董仲舒以公仪休为榜样，劳心不劳力，真正实行了不兼利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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