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我们参加了队里的打窑劳动。这是按照公社的要求，给知青打的窑。男社员已经花了不少工，把我们窑背上一处阳坡削山出土，削出了能打两三面窑的窑面子，还垫出个小院。这时开始用小镢头刨土挖窑洞。没想到刚挖了两三米深就出了事，窑口塌下来，把队长的手都砸伤了，这处窑面只得作废。说来也怪，我们插队的三年多里，队里几次为我们打窑，都没有打成，而同一时期村里人住的窑洞却打成了好几处。
阴历二月，开始干农活了。这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这里农民的辛苦。第一项农活是峁儿上村的特色——抬粪上山。峁儿上生产队的地大都是坡地，分散在附近几个山峁上，只有崎岖的山路通向这些地块，送粪的工作只能靠驴驮或人抬。男社员们把牛粪、羊粪从圈里起出来，打碎，把各家各户茅房里的粪也收集起来，堆在一起，有的人就吆着队里的几头瘦毛驴往地里送粪。生产队穷，牲口也弱，不敢使得太狠，剩下的粪，就要由女子和娃娃们用粪笼（抬粪用的大筐，形似篮子，中间的把手上挽着粗绳，套在扁担上，两个人抬着走）抬到地里了。我们要从村里抬着粪先下到沟里，再爬上高山，把粪分送到各个地块。抬粪的人是名副其实的娃娃兵。我们15岁多，还算大的，村里几个女子除了一个大一点，都比我们小，最小的周岁只有12岁。几个男娃娃也比我们小两三岁。别看他们小，干活却比我们强，走起山路来轻松自如。我们要吃力得多，平时就走不惯山路，抬上一笼粪，没走几步就喘得像拉风箱，汗水从额角流下来，内衣一会儿就湿了，脚下的塑料底棉鞋更是一步一滑，十分狼狈。我们都和当地女子搭伴，遇到陡路，她们就在前面拽着我们走，粪抬到地里，中途还要歇上几歇。最高兴的是扛着扁担和空笼往回走的时候，娃娃们都嚷叫着一口气跑下山，我们却只能小心翼翼地往下走，汗湿的衣服被风一吹，浑身冰凉。
这里的人们把干活叫作“下苦”。陕北各县方言不同，北边的几个县叫“受苦”，但都是一个意思。这个“苦”字在陕北话中最常用：干的活重叫“苦重”，活不重叫“苦轻”。说一个人能干、肯干，就说他“有苦”；要是力气大，干活又特别卖力，就说他“苦特（特是大的意思）哩！”一个地方条件不好，要格外辛苦劳作，就是“苦焦”。老乡常说峁儿上“苦焦”，不仅送粪靠人抬，因为产量低，口粮不足，虽然有几百亩耕地，每年却还要大量开荒。
不久，队里全体劳力上山开荒了，这里叫“掏地”，掏就是刨、挖的意思。队长给我们每人准备了一把老镢。从这以后，我们每天天不亮起床，饿着肚子抬上几回粪，回家吃了早饭就扛上老镢上山，一干就是一天，中午就在地里吃干粮。开荒时有时先放一把火，把野草烧掉，然后大家排成一排，一人一镢相跟着往一边掏，到了地头再掉头往回，如果地块小，就大家一起从地畔往上掏。这些荒地都是陡坡，牛拉犁立不住，只能靠人掏。我们初用老镢，手很快就磨起了泡，在队伍中拼尽力气才勉强跟上，半天下来就累得筋疲力尽。就这样一干就是十几天，我们问队长要开多少荒地，他咧嘴一乐：“山沟野洼多得太，只管掏！”
听老乡说，年年总要开不少荒地，撒上糜谷，种两年，又撂了，再开新地。知青来后，一下子增加了7个劳力，同时也增加了十分之一分粮的人口，所以更要多开荒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上级一直不让多开荒，这样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使自然条件更加恶劣，无异于饮鸩止渴。但吃饭问题永远是人们首先考虑的，不管如何限制，开荒的数量始终无法减少。
我们没有真正见过庄稼是怎么种下去的，看什么都新鲜。不久我们就发现，这里的耕作方式十分原始。耕地的犁和博物馆里古代的农具没什么两样，几尺高的木把下面有一个小小的犁头，两头牛拉着走。据说过去曾推广过铁把的翻地犁，可以耕得更深，但这里大部分是坡地，地块小，坡度陡，翻地犁太重，牛拉不动，人也拎不动，不久就无人问津了。施肥的方式也还是用这里老辈人的方法，耕地翻过一遍以后把粪在地里堆成几个小堆，播种那天由负责点种的人把种子均匀地和粪搅在一起，装进一个长型的笸箩里，用羊毛绳兜在前胸，跟在犁地的人后面，把混合着种子的粪肥一把一把地扔在犁沟里，再踩上一脚，这叫作“拿粪”。后面一个人吆着牛，拉一架用荆条编的耱（mò），人站在上面，脚不时左右蹬踏，把兜住的土筛下去，让耱把地耙平，这叫耱地。那时农村基本没有使用化肥，仅靠这么一点肥料，庄稼自然长不好，地力也越来越差。一亩地粮食产量只有几十斤。每年开荒的土地完全不上粪，根据季节先后种上黑豆、高粱、糜子、谷子等杂粮。一块地掏完，队长或保管提着一个小口袋，把粮食种子向空中抛洒，大家再从上到下用老镢把土块敲打一下，就算种上了，至于收成多少，全凭运气。这种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耕作方式当时在陕北是很普遍的。
春天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能不能把秋庄稼都顺利地种下去，把麦地锄好，决定着这一年的收成。地还没掏完，男劳力开始吆牛耕地了，先把秋地翻一遍，再犁地播种。可越是忙，越是人手不齐，三天两头有人请假，有的一走就是好几天，经常是牛套上了，人却不够。我们都跟着队长着起急来，奇怪为什么这么忙他还准假。他笑着说：“咱村的情况你们不晓（xiē，知道），人要拉布袋，咱可挡不住啊。”我们问啥叫拉布袋，人们在一旁只是笑。后来我们才知道，“拉布袋”也是峁儿上的特色，就是拿上装粮的布袋到其他村庄找亲戚借粮，或者到远处收成好些的地方赶集买点粮食。每年秋天分粮，到春天就都吃得差不多了，几乎家家缺粮。只要谁跟队长说一句：“屋里没吃的了，明儿拉布袋呀！”队长只能准假。我们和村里人熟了，发现大多数人都显得面黄肌瘦，脸色黯淡无光，肯定与营养不足有关。不过我们也慢慢知道，“文革”中公社没人管事，过去严厉禁止的赌博又盛行起来，我们村里有好几个爱赌的，借着借粮外出赌博也是常事。
开荒开得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锄麦地了。因为人手缺，锄地的任务几乎全落在我们这些女子和娃娃身上。刚开始锄地也是一关，拿不惯锄，觉得很重，锄把又长，一不小心就会把麦苗锄掉，所以要特别精心，锄不了一会儿，就腰酸背痛。村里地块都很远，早饭由各家担到地里，中午也只能在地里吃干粮，直到天快黑了才能往回走。那段时间，幸亏副队长毛来子的帮助，我们才逐渐适应了劳动的艰苦。
毛来子是王家三老汉的大儿子，那时大约有二十四五岁，虽说模样不俊，可长得高大壮实，有一身力气，干活也利索，在年轻人中他是坐头把交椅的，按当地人的说法，他是个“有苦的”好小伙儿。别看他五大三粗，其实却是个极老实的汉子，逢到开会，让他说两句话都难，不是不愿说，确实是缺点口才。这也是个不幸的人，婆姨娶到屋里才一年就殁了（去世）。据说她是个十分标致的姑娘，为娶她家里花了一大笔彩礼。钱花光了，再要说婆姨就不那么容易，况且峁儿上的穷名早已传出去了，条件好一点的姑娘不愿嫁到这里，这时毛来子已经打了好几年光棍了。
毛来子不爱言传，心却很细，脾气也好，自从队长让他专门带女子们干活，他就把全部的关爱放在我们身上。每天早上，他往我们窑背上一猴（方言中蹲的意思），吧嗒吧嗒抽上几锅烟，听到我们门响，才怯怯地说：“咱走吧？不早了。”如果我们没收拾停当，他也绝不再催，只独自耐心等待。到了地里，照例先坐下歇一会儿，随后他一声不响地起身，撂下锄干开了。我们也就停止了说笑，各自找好位置。有时大伙干乏了，你一言我一语地喊叫，他也不管，闷着头只是干。他锄地的动作显得熟练而稳重，往往比别人多占一半的宽度，虽然干得多却不超过别人走在前面，如果你挨着他锄地，会有一种安全感，因为他总是适时帮你捎上几锄，让你轻松地跟上，又不会因受到帮助而感到难堪。至于谁偷奸耍滑，说话耍笑，他是从来不说的，宁可自己多干一点。干到了时候，他也不言传，径自直起腰，摸出烟袋锅子，于是大伙知道该歇歇儿了，一哄而散，尽情地打闹起来。不论我们和女子们唱歌也好，哄笑也好，议论村里事也好，他一概不插嘴，只在一旁坐着，一袋接一袋吸烟，小眼睛眨巴着，有时随着大家悄悄地笑。我们刚干活时什么工具都不会使，不是镢脑掉了，就是锄把脱了，再不就是粪笼绳子断了。幸亏有他，每回都是三下两下拾掇好，不误干活，如果一时修不好，就把自己的工具先借给我们，自己想法凑合。每天吃过晚饭，毛来子又跑到我们窑背上猴着，直到好晚，还见烟筒旁火亮一闪一闪的，我们习惯了，也不去管他。有时叫他下来坐坐，他也没话，见灶火不利或是柴不好烧就帮把手，没什么可干的，坐一会儿就悄悄地退出去。就这样，毛来子像个宽厚的老大哥，谁都不在乎对他的态度，同时又觉得和他在一起自由愉快，毫无压力。这么干了一段，我们竟然慢慢习惯了这日复一日的劳作，手上都长了老茧，老镢和锄拿在手里也不那么沉重了。
面对劳动，两个男生不像女生那么从容。一方面村里人对男生有一些成见，另一方面，他们干活要和男社员在一起，压力更大，与此同时，吃不饱的问题男生比我们体会更深。经过原来的挫折，杨福生已经很少外出游逛了，按老乡的话，他干活不笨，真干两下子还挺像样，但没有耐力，常常干一天歇两天。他个子比村里不少汉子都高，所以谁都没把他当娃娃看，也想不到他才14岁。路小明倒是晌晌不误，但干活并不出力，总有点应付之嫌，村里人也看不上。那时我们到底还是孩子，根本没有注意到开始干活后两个男生都面黄肌瘦，路小明不仅瘦，而且由于几乎没有家里的接济，不多的几件衣服也越来越破旧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青组所有的矛盾都围绕着一个字——吃。
窑洞人生让我们共同回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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